皇帝的称呼：庙号、谥号、年号、尊号

梁茶

核心提示：对皇帝的称呼不是小事，既不能直呼其名，又要威风便捷地被提及。于是，庙号、谥号、年号、尊号被发明出来，用于称呼皇帝。简而言之，庙号是用来方便把自己放进太庙供后代奉祀的，死了才有。谥号是皇帝死后，臣子对其一生功业的评价；年号则是用来纪年。

对皇帝的称呼不是小事，既不能直呼其名，又要威风便捷地被提及。这在古代士大夫那里，一直是一件头疼的事。于是，庙号、谥号、年号、尊号被发明出来，用于称呼皇帝。皇帝活着就叫天子、皇帝、上、皇上、陛下，死后就看年代了：远古时代，黄帝、炎帝都不是追号，这些是根据他们的特点称乎他们的。再后来尧以后，则称呼名字。比如尧就叫尧，舜就叫舜，禹就叫禹。（有人按《史记》认为尧名叫放勋，舜名叫重华，禹名叫文命。但是按《尚书》，则这种说法不通。因为禹是“文命敷于四海”）。再后如文王、武王则是谥号了。秦朝时，嬴政认为臣、子不可以对君、父进行评价，所以秦朝废除谥号，规定就叫作“始皇”、“二世”、“三世”……“万世”。汉朝恢复谥号，有些则还有庙号。庙号高于谥号，因为谥号是对一生的总结，每个皇帝都有的；庙号则不然。到了唐代以后，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了，而谥号就越来越长，不方便称呼，所以那时开始称故皇帝的庙号，如“唐太宗、宋高宗、元世祖”等。明以后，基本上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所以习惯上明以后的故皇帝都称年号，如“洪武、康熙”等。

简而言之，庙号是用来方便把自己放进太庙供后代奉祀的，死了才有。谥号是皇帝死后，臣子对其一生功业的评价；年号则是用来纪年。尊号是活着的时候自封的。

尊号：泰皇五帝，唯我独尊

“皇帝”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称号。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扫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如此功业早已不是“秦王”两个字能够匹配的。于是，丞相王绾和御史李斯建议，取上古帝王“泰皇”的“皇”和“五帝”的“帝”，以“始皇帝”作为称号，其后“皇帝”之号，世代相传。可惜短短十五年后，秦朝就灭亡了。倒是“皇帝”一词流传下来，成为不可僭越的“专有名词”，也就是“尊号”。

第一位袭用皇帝尊号的是刘邦。公元前201年，楚汉之争胜利后，汉王刘邦已是实际意义上的皇帝了，地位高于所有的“王”。于是，韩信、英布等诸侯王们联合上书道:“如今天下已定，我等蒙大王恩惠都封了王。但我等与您都称王，名号没有尊卑之分，您的功德又怎能让后世知晓呢?我等目死提议，请您接受皇帝”尊号，做天下之主!刘邦故作谦虚地一番退让后，便做了汉王朝的开国皇帝。而“上尊号这个仪式，也成为此后当皇帝的必经环节。

有了“皇帝”这个尊号，意味着地位崇高无上、不可逾越，即使是长辈，也要遵从。因为等级制度绝对高于血缘关系。那现任皇帝的父母亲又该怎么称呼呢?他们也有尊号“太上皇”“皇太后 。

活着的第一位“太上皇”是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刘邦称帝后，仍旧按照礼数回家拜见父亲。没想到，刘太公竟抱着扫帚，在大门前且 迎且退，怎么也不肯接受参拜。老爷子惶恐地说:“我的仆人和我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皇帝是我的儿子，可我也是皇帝的臣民。皇帝向臣民下拜，岂不乱了秩序?”刘邦连连称善，下诏尊刘太公为“太上皇。"刘太公也成了“皇”，父子之情就无碍君臣秩序了。

“皇帝”的头衔还是不能满足天子们的虚荣心，于是种种歌功颂德的词汇被加到了“皇帝”之前。如，汉哀帝“陈圣刘太平皇帝”，唐中宗“应天神龙皇帝”，唐玄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宋太宗刚即位时是10个字——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短短九年间，已经加到了18个字。北伐契丹失利后，宋太宗大概觉得加在尊号前面的“应运统天”“睿文英武”有点名不副实，所以主动要求撤掉，改成“法天崇道皇帝”。皇帝尊号字越多，越能显示王朝和君主的无上至尊。

“祖、宗”之争

古人说，天子七庙。也就是说一个王朝里面，如果每个皇帝死后都建庙的话，随着王朝的持续，会越来越多。《礼记》就做了一个规定：除太祖庙外，要依次毁去较早祖先单独修建的庙，把它们的灵位迁到太庙里面，使宗庙总数保持一个恒定数字。有一些功劳格外出众的君主，就会上庙号以示尊崇，永远立庙祭祀而不毁去，所谓“百世不祧之庙”。

看庙号便可知一个皇帝在王朝中的地位:“祖”是开国之君，“太祖”“高祖”代表了首创之功；“宗”是继承者，“太宗”多指巩固政权，而“高宗”则指有重要文治武功的皇帝。

关于古代皇帝的庙号，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打江山是祖，坐江山是宗，祖的地位远远高于宗。太祖作为是宗庙中的始祖，主要授予开基肇业的皇帝，如刘邦、赵匡胤、朱元璋的庙号全部都是太祖。

什么？？？？大家挂在嘴边的不是汉高祖刘邦吗？不妨翻翻《史记》，里面还原过给刘邦确定庙号和谥号的过程——“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显然，刘邦的庙号是汉太祖，谥号才是高皇帝，但司马迁就是任性地要叫汉高祖，后世也就叫习惯了。

这里面也有不按规矩出牌的朝代，如隋、唐开国皇帝杨坚和李渊的庙号都是高祖。其实，自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喜欢管开国皇帝称高祖，刘裕、石勒、萧衍、陈霸先这一干人的庙号都是高祖。这种混乱的局面，正好说明了当时高祖和太祖是等价的，不过从辽宋开始，王朝建立者全部为太祖，再无“高祖”了。

理论上说，第二代皇帝的庙号应该是太宗。如汉唐宋明清五个王朝的第二代领导人刘恒、李世民、赵炅、朱棣、皇太极，无一不被尊为太宗。

即便贵为太宗，也还是要比“祖”的庙号逊一筹。比如元太宗窝阔台在世祖忽必烈面前，评价是明显不如后者的，汉太宗刘恒（文帝）也明显不如汉世祖刘秀（光武帝）。能获得世祖庙号的，往往都开辟了该王朝的一个全新历史时期。

当然世祖也不是随便能当的，宋高宗赵构去世后，尤袤等大臣定号高宗，洪迈独请号世祖，理由是赵构如刘秀一般“中兴”了宋朝基业。尤袤的观点是：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而父为宗，失昭穆之序。刘秀不是哀、平二帝的直系后人，其称无嫌。

康熙皇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因为第一帝顺治已经称为“世祖”，那么康熙帝的庙号应该称“宗”，是在雍正帝的坚持下，依旧被定为“祖”，并且是“圣祖”，也是空前绝后了。要知道，之前唐、宋分别上圣祖庙号的都是李耳（老子）、赵玄朗（财神）这些大仙。

除此之外，带“祖”的庙号仅有刘备和南唐李昪的烈祖、北齐高洋的显祖等，而带“宗”的庙号则五花八门，需要严格区分。如“文、武”这样在谥号中明明听着很美好的词，在庙号里也是贬义。如汉武帝、汉光武帝、魏武帝这些谥号都很霸气，但唐文宗、明武帝、清文宗这些庙号，都是性格懦弱或残暴的代名词。

因为庙号用词和谥号是两套体系。庙号中好词太多，文、武显得不够劲。就好比夸一个孩子“机灵”是褒义的，但你夸他的同学们是“天才”，这个“机灵”就弱了。

谥号：定名要在盖棺后

嬴政定“皇帝”尊号的同时还发起了一场改革：废除谥法。

自西周开始，上一代君主去世后，新君和官员们会授予他一个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即“谥号”。西周的开国之君姬昌的谥号是“文”，即周文王而“成康之治”的开创者姬诵的谥号则是“成”。谥号起初是天子专利，但春秋后，周天子王权衰落诸侯也有了谥号。

既然谥号有敬重之意，又能表彰死者的功业为何赢政要废除“谥法”呢?按照先秦典籍《逸周书》的说法，西周以来，选择谥号要从死者的“行之迹”出发，即个人功业。而个人功绩的最终定论，却要看拟定谥号的后人的认可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后来又将谥法与礼法相结合，主张通过拟定谥号来“使乱臣贼子惧”。秦始皇倚重法家思想，觉得谥号给了“子议父，臣议君”的机会，这不是妄议吗?于是禁止大臣通过上谥号议论自己的功过得失 。

而继承了“皇帝”尊号的刘邦，创业时便得到儒生们的助力，很自然便接受了儒生“重谥”的理念，认为可以有助于汉政权的巩固，于是刘邦登基后全面恢复了谥法。刘邦的谥号为“高帝”，有开国之功的意思。

从汉到清，皇帝的谥号五花八门。在位期间政绩突出者，多称“文帝”；对外征伐、统一天下者，多称“武帝”。而被吕后控制的汉惠帝刘盈，和以“何不食肉糜”著称的晋惠帝司马衷，都是性格柔弱的皇帝他们的谥号都用了“惠”字。 还有一些谥号则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汉殇帝刘隆刚刚出生一百天就当了皇帝，即位八个月后便去世，堪称最短命的皇帝。于是他的谥号是“殇”，年幼就夭折，确是令人伤感。

汉桓帝刘志、汉灵帝刘宏并称昏君代表，而“桓”、“灵”也成了谥号中的“雷区”。“炀”字在溢法中有“好内远礼”的意思，即宠幸后宫、远离礼义。而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背离民心的一生，正是这个溢号的形象写照。

不过，那些在政治斗争和改朝换代中成为牺牲品的皇帝，却连谥号都没有机会获得。 三国时期，曹魏皇帝曹芳被权臣司马师废除，曹髦被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刺杀，两人都没有溢号。南唐后主李煜，在战战蜕地度过了人生最屈辱的一段日子之后，同样”无谥而终”。

谥号是怎么被玩坏的

最早的庙号制度，可能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商王太甲在位期间，百姓安居乐业，去世后，商代著名政治家伊尹就称太甲为“太宗”。而另位商王武丁因为对外征伐，功绩卓著，庙号“高宗”，既然庙号的起源早、文字也简单，为何唐以前人们不用庙号称呼皇帝呢？

原来，最初皇帝想获得庙号，是有“门槛”的。西汉二百多年来，有庙号的皇帝只有五个：汉高祖(帝)刘邦庙号“太祖”，汉文帝刘恒庙号太宗”，汉武帝刘彻庙号“世宗”，汉宣帝刘询庙号“中宗”，汉元帝刘奭庙号“高宗”。两汉来说，整个二十余帝，有庙号者不过七人。在位时间短、或者无所作为的皇帝，都没有资格获得庙号。到了唐代，皇权日益集中，庙号的门槛才被撤掉。皇帝都有庙号，也就好称呼了。

但没有庙号，也得称呼上一代皇帝呀！有人说了，只要是皇帝，就一定有谥号，用谥号是一个非常简单方便的方法。

到唐朝的李治、李隆基时期，又出问题了。武后给李治和自己改了个新称呼——“天皇”“天后”。但李渊、李世民怎么办？只能跟着改谥号了，李治就把李渊的“大武”改成“神尧”，把李世民的“文”改成“文武圣”。

武则天称帝后更是创造了一个新体例：尊号。尊号这个东西不得不说是个另类，庙号也好，谥号也好，都是皇帝死后的一种评价，可是尊号则是人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称号。这样的称号未免有些自大，但是创造它的人却有着足够强大的野心和能力来支撑她的自大，谁让她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还在当高宗皇后就请求高宗一起上尊号称为天皇、天后。武则天一生玩过许多文字游戏，而尊号这种称谓也是她玩出来的一种文字游戏，她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能掌握自己的名声，没必要等别人在她死后来评价，因此其实尊号的称谓其实是一种自我安慰，人们并不把它当做一件事。武则天死后，也少有人称她为天后，称唐高宗为天皇。日本天皇山寨中国的天皇一直称呼到今天。

她的孙子李隆基特别喜欢这种尊号，到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时，他已经是“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了。没办法，他又顺便改了几个祖宗的谥号，李渊改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李世民改成了“文武大圣大孝皇帝”。

李隆基开了头，后来的皇帝无不遵从，自此以后，皇帝谥号全部变成了这种裹脚布，越来越长。唐宣宗的谥号有18个字，宋代皇帝的溢号以16字为多，明代则常为17字清代更惊人。到清朝，皇帝谥号已经扩充为二十多个字，如康熙帝的谥号就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谁记得住？就算是照着读，也难保不会出错。

唐代宗时期，颜真卿曾上奏，认为大家都用初谥多好啊，高祖称为武皇帝，太宗称为文皇帝，以此类推。当然，这个建议最后没通过。怎么办，那就用庙号来称呼啊！打批发，每个皇帝都“发”一个庙号，皆大欢喜。

“子议父，臣议君”

庙号与谥号一样，都是“子议父，臣议君”。秦始皇认为，下议上是为大不敬，所以秦朝不搞这一套，而是用数字的形式一代代传下去，这也是西方通用的方式。

到了汉朝，秦朝那一套被废除了，西汉王朝除了汉太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中宗刘询也拥有庙号。

为什么大名鼎鼎的汉景帝也没有庙号，“稍逊一筹”的刘询（宣帝）却有？答案很简单，这个庙号是汉平帝时期王莽上的。

东汉初年议及西汉诸帝的庙号问题时，刘秀批准将元帝的庙号高宗、成帝的庙号统宗、平帝的庙号元宗去掉，最终只保留了高、文、武、宣四帝的庙号。东汉后来，曾给和、安、顺、桓四帝上过庙号，到汉献帝董卓专权时，这四帝被认为无德，就把他们的庙号都给取消了。

历朝历代，对庙号的评定非常严格，不够的，没有资格。即便后来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了，后世也会根据文治武功，在具体文字上下功夫。

例如宋神宗的庙号就是司马光主持商定的。“神”这个字有“功业不足，半道而废”的意味。宋神宗熙宁变法草草了事，意欲征服西夏却几遭惨败。同样，明神宗万历皇帝从中兴到怠政再到最后干脆不上朝，此二人以“神”字为其庙号，都是很恰当的。这一点不得不佩服古人用一个字就能概括一个人一生功过，真是相当贴切。

总的来说，在庙号这件事上，正直的臣子秉求公允，对皇家也不是太买账。乾隆帝死后群臣议庙号为高宗，嘉庆最初是反对的，理由是“唐高宗、宋高宗都不怎么样，元、明两朝都就没有再出现高宗”，但最后还是没能改变群臣的决定。乾隆帝成为高宗后，依然不能改变这个庙号明褒实贬的味道。

反过来说，如果皇帝足够强势，百年以后，子孙也不该乱改其庙号，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开始被尊为明太宗的朱棣。

嘉靖帝的父亲兴献王没有当过皇帝，根本不能入太庙，但嘉靖帝偏要勉强。可惜太庙中的名额已经满了，兴献王要进去，就必须祧一个出来。

按规矩，被祧出来的第一顺位应该是朱棣，但嘉靖帝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经徐阶等人点拨，把朱棣的庙号改为了“成祖”，这样可以使他与朱元璋同为“万世不祧之君”，而被祧的就是仁宗朱高炽了。

嘉靖帝能改以前的，自然也担心死后自己会得到什么庙号。他生前曾明确表示不想要世宗，结果死了以后大臣们还是给他定了世宗这个庙号。比他早一千多年的魏明帝曹睿更直接，生前就定好自己庙号：“景初元年（公元237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被上的庙号之多，可能是排在前列的了。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即位之后，先称其为思宗，第二年又改为毅宗。隆武帝即位后，他把崇祯帝的庙号改为威宗。在北方，清军在吴三桂带领下，打着替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还给朱由检上了庙号明怀宗。但后来又去除了怀宗庙号，改为庄烈帝。直到民国，崇祯帝才又被公认为庙号为明思宗，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年号：从一而终的选择

自汉代以来，称呼前代皇帝，必用庙号和谥号。在庙号的单字后加上一个“庙”，指的是本朝先帝。

年号是中国使用公元纪年之前特有的纪年方法，在此之前，则普遍以“今某年”称呼当下皇帝在位的年份。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是汉武帝刘彻开始使用的。明清之前，年号的变更非常频繁。元朔六年(前123年)汉武帝打猎获得一只“神兽”，这样的祥瑞当然要庆祝一番，于是汉武帝决定，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狩”，以作纪念。汉武帝共用过1个年号，而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位不长，却用了18个年号!“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长寿”“天册万岁”……令人眼花缭乱。公元712年，唐睿宗李旦竟在一年里使用了“太极”和“延和”两个年号。

明清的皇帝对年号则非常“专一”，只有两人更换过年号：因为复辟而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将国号由“金”改为“清”的清太宗皇太极。传说有人告诫明太祖朱元璋，改元次数越多，国家越不安定。以他就一直以“洪武”为年号。其后的皇帝们也遵循他的先例，“从一而终”。其实，固定的年号利于使用，而明清高度集中的皇权，也意味着皇帝们不需要通过反复改元来宣示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