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禹论功不较多，论一代暴君隋炀帝的功与过

梁茶

核心提示：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隋炀帝的统治是一种急政，而不是单纯的暴政，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隋炀帝统治后期，暴虐无道，终于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王朝陷入瓦解。618年，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这是旧版人教版历史教科书的原话，可见在正史上，隋炀帝一直被贴上暴虐无道、骄奢淫逸的标签。

如果我们问：“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暴君是谁？”恐怕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会回答说是秦始皇与隋炀帝。相比之下，隋炀帝似乎更为不幸。毕竟，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开创者，是“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不过是个亡国之君，是后世帝王的反面教材。

“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领袖李密讨伐隋炀帝的这句檄文，早将杨广残暴、荒淫的形象牢牢确立在国人的心目中。

特别地，隋炀帝还有弑兄杀父、强占老子杨坚妃子宣华夫人的黑历史。

当然，这些是不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

只是现在大部分关于隋唐时期群雄纷争的电视剧给我们传达的就是这样的取向，我们也能从这些现象中窥探一二。弑兄杀父、暴虐无道、兴建宫殿、喜欢各地巡游，玩着玩着接着就把隋朝给玩没了。

这样看来，如此评价杨广，确实没有冤枉他。

千百年来，隋炀帝都是作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们的口诛笔伐。这样的评判对他来说是否公平？真实的隋炀帝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这种形象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后人的建构？他是真的犯下了那么多的暴行，抑或只是后世“众恶归之”的结果呢？

但真实的隋炀帝，真的是如现在的一些影视作品以及大部分人口口相传一样的不堪形象吗？

只能说，现在很多影视以及一些人对他的评价都是片面的，只是刻画出了令人讨厌的暴君形象，而忽略了他的另一方面。

先说说我的结论，隋炀帝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要综合多个方面。在中国古代的历任皇帝中，他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是少见的，而且“暴君”两字是过于简单的带有主观性的结论。

先看看他的个人履历。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二儿子，而杨坚又是北周末年的外戚贵族，所以杨广自打小起就是妥妥的公子爷，出身自带光环。

隋文帝杨坚，581年建立隋朝。

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摇身一变又成为了一个皇二代。

589年，杨坚同宇文化及、李渊率五十万大军南下，一举突破长江天险灭掉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南北重归统一。

从南北重新统一来说，这不就是他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了吗？

要知道，在隋朝统一全国前，中国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荡时期，没有一个人能重新统一，而杨广做到了，再次实现大一统。

后世评价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其中最大的贡献是灭掉六国，结束了东周末年以来长达550年的分裂混战局面，第一次实现大一统。

在这方面上，杨广对历史的贡献可向秦始皇看齐。

他的为人处世和政治智慧也值得我们一谈。

在为人处世上，十分懂得察言观色，颇有心计，为达目的可以选择隐忍，深谐人际交往，知道和不同的人相处说不同的话，这方面在他取代大哥杨勇的太子地位上体现得淋漓至尽。

首先先与宇文述、苏威和裴矩等朝中大臣混好关系，对他们尊敬有加，收拢人心，培植亲广势力。

然后十分了解老妈独孤皇后不喜欢奢侈生活的性格，每次去仁寿宫请安时都与妻子萧后穿得破破烂烂，在独孤皇后面前吃着粗茶淡饭，独孤皇后被杨广哄得一愣一愣的。

俗话说有对比才有伤害，这样一来就显得杨勇生活骄奢了，加上独孤向来宠爱杨广，心想好像是杨广比较勤俭节约，在人际关系上又游刃有余，似乎更适合做大隋将来的皇帝。于是下决心废掉杨勇，在文帝耳边吹风，最后终于如愿做上了太子。

杨广这种人如果在现代社会职场，肯定属于混得比较好的类型。

懂得怎样和上司打交道，深谐沟通艺术，和同事的关系又能处理得得心应手，上下关系通吃，这种存在，简直就是现代职场杀手啊，这种人不混得好还有谁混得好。

所以说要想在职场混得好的时候，还真的要学习杨广的这点。

杨广被后人所诟病的另一个黑点是，就是好色、淫逸、弑父、杀兄。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事实是，这些罪名不能全部否定，但也不能全部肯定。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再造统一的杨坚死于今天陕西省麟游县境内的仁寿宫，次子杨广即位，是为大名鼎鼎的隋炀帝。

杨坚到底是怎样死的，是自然病死的还是被杨广下毒毒杀的，至今一直是推敲的结论。

自唐代起，就有历史学家指出，有些罪名是野史学家强加在杨广头上的，经不起正史的推敲。

一方面可能是唐朝统治者的宣传需要，把杨广刻画成骄奢淫逸的帝皇。

别忘了，“隋炀帝”是李世民赐给杨广的谥号，意思是“只会享乐的皇帝”。

事实上，经过正史不难发现，隋炀帝其实是一个文武双全、战功卓越、雄才大略的君主。

例如相当于今天高考制度的科举制就是在隋炀帝时期形成的。

隋炀帝的另一个争议是，征战高丽、契丹、琉球和吐谷浑，开凿大运河、喜好巡游，劳民伤财、耗费了大量国力，可能这也成为了加速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隋炀帝三征高丽，均未果，消耗了隋朝大量国力

但京杭大运河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央政府对南方的军事政治统治方面。这个浩大的工程，和秦长城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隋唐大运河”，分为四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跟京杭大运河不是一回事。

功是功，过是过。站在今天的我们，完全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去评价历史人物如不必拘泥于所谓的野史传说。

能成为统治者，并且创造出司马光笔下《资治通鉴》的评价：“隋时之盛，极于此也”。

由此可见隋炀帝必定有其过人之处，相反我们应该思考能从他身上学习什么，什么又该引以为戒。

江苏，扬州博物馆馆藏文物。隋炀帝下江南壁画（现代）

隋朝的制度创新——中央与地方官制的变革。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彦光的官员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583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地方长官自己来任命的，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小集团，这对中央集权、对中央的统一领导是非常不利的。杨坚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皇帝以后，实行了改革，把所有官员的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全国两千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由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任命、罢免、考核的文书都归吏部处理。这样，吏部不仅责任重大，而且事务繁多，以至吏部的官员抱怨说“年纪稍大的官员，会被需要处理的文书活活累死”。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

在相州，梁彦光只能工作三年。三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三年一换，下属官员四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互相勾结影响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牢牢控制了地方官任用之权，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五百多个，裁减了大批的官员。

另外，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完成了从秦汉三公九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的转型，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

“三省”即尚书、门下、内史。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尚书令通常空缺，而以左、右仆射总其权。尚书省内设有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合称“六部”，其长官称为尚书。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的行政事务。

门下、内史两省最初设置于内廷，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了隋代，它们正式成为国家的政权机构，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

内史省主要负责皇帝诏令的起草，而门下省不仅要签发内史省起草的皇帝诏令，还要对尚书省呈交的奏案进行审核，因此成为政务运行的枢纽。

隋朝最终摆脱了秦汉“家国一体”的体制。在外朝，形成了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三省成为国家政务运行的不同环节，而皇帝自己则成为政府的最高负责人。与此同时，三省六部中的所有官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已不再是三省长官的僚属，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受到宰相的监临，但其关系却是比肩的同僚性质。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发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通过大索貌阅以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一百六十四万，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含嘉仓遗址

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了隋朝粮仓——含嘉仓。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炭化的谷子。含嘉仓面积四十五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四百个，每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五十万斤的粮食。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隋朝的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七百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仁寿四年（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短短十五年时间内，增加了近二百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

从晋王到皇帝。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

隋代阿弥陀佛说法像

首先，太子杨勇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杨坚的观念就很不相同。其次，他的一些做法触动了杨坚敏感的神经，比如说，有一年冬至的时候，他在东宫接受百官的朝贺，这在当时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谅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

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二十一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

智者大师像

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

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顗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对于智顗来说，能够在故国覆灭之际，为佛教僧团找到杨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亲王作为外护，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幸事；而对于杨广而言，能够借助这位名重一时的高僧的名望，扩大自己的影响，更是收取江南民望的方便法门，何况，佛教本来就是自己的家传信仰。

杨广、智顗二人的交往，可谓一拍即合、相得益彰。杨广为智顗奉上“智者大师”的尊称，而智顗则不仅盛赞杨广镇守江南的功业，甚至将其视作“总持菩萨”再世，这无疑对江南的百姓产生了巨大影响，杨广平陈以来那种“征服者”的形象也渐渐得以改观。

杨广随后镇守扬州达十年之久，其间江南社会稳定，经济文化日渐繁荣，而与智顗等佛教高僧的交往更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事业的成功往往伴随着野心的滋长，杨广开始觊觎太子之位。此时的杨勇日渐失去了文帝与独孤皇后的宠爱，太子地位发生了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杨广一方面培育自己的势力，并成功取得了朝中重臣杨素的支持；另一方面矫饰言行，处心积虑地骗取了父母尤其是独孤皇后的信任。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正是杨广。

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这一年，他三十六岁。

为了巩固皇位，杨广刚一登基，就立即派人赶回长安，以文帝遗诏的名义将长兄废太子杨勇赐死。此前，三弟秦王杨俊早已离开了人世，而四弟蜀王杨秀也因杨广的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因此，当杨广即位时，只有幼弟汉王杨谅有能力表示反对。

杨谅时任并州总管，今天山西、河北、山东的五十二个州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早在杨勇被废、杨广入嗣东宫时，杨谅就非常不满，到蜀王杨秀被废之后，他心里更加不安，因为杨广的下一个清算目标显然就是自己。果然，在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随即以文帝的名义召杨谅入朝。

以前，隋文帝曾担心京师发生叛乱，若皇帝与太子身遭不测，而领兵在外的汉王却被伪诏征调回京，这无疑会使隋王朝陷入巨大的危险。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当年隋文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把北周的五位亲王骗回长安并一网打尽的。于是，文帝跟杨谅订下一个密约：如果是文帝本人召他回京，玺书上的“敕”字旁边会别加一点作为暗记。

杨谅在玺书上没有发现暗记，心知京城有变，于是立即起兵造反。可是，追随杨谅起兵的却仅有十九个州，由于实力的差距，这次叛乱很快被杨素平定。通过短短的平叛战争，杨广不仅清除了那些异己势力，又发现了一批能干的将领，如杨义臣等人，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顺利完成。

“尚秦汉之规摹”——志向远大的隋炀帝。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

在隋文帝统治的二十三年中，除了平陈之役及开皇末年对高丽和突厥的两次小规模战争之外，社会是相当安定的。杨坚一直推行劝课农桑、轻徭薄赋的政策，农民除交租调、服徭役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了。

杨广即位的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他，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杨广开始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帝王生涯。

《隋文帝祈雨图》

千名美女划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板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颜师古所撰的《大业拾遗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一千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一千只羊。在香艳化的过程中，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便可窥见他的雄心。《隋书•炀帝纪》说他“尚秦汉之规摹”，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

当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身边就聚集了许多青年才俊，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每州岁贡三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时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之初，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此后，形成了秀才、明经和进士三科并列的常贡。进士科取人颇多，隋朝的进士房玄龄、侯君集和孙伏伽等人后来甚至成为唐初的名臣。

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巩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

隋朝统一以后，东部河北、山东的地方势力是有很强大的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589年）杨广平陈之后，第二年，陈朝旧境全叛。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国家的核心建在关中、在长安，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是天下之中，相对来说，对于控制河北、山东、江南，是比较有利的。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邻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

王朝的都城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

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约二十七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很难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河北地区的三千多户工匠就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这使得加强整个南北之间的水路交通运输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而水路运输的便利、低成本又使开挖大运河成为最佳选择。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济渠，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又发淮南十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大业四年（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六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两千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十倍，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个文明，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与南朝那些“面傅脂粉”、坐于深宫的皇帝不同，精力旺盛的隋炀帝喜欢四处巡狩。即使是对炀帝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初唐史官也不得不承认，杨广“志包宇宙”，“威震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而在《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一诗中，炀帝这样表达了他的心声：“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可见，对隋炀帝的巡狩活动，不可一概以游山玩水视之。

在西部的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衰败。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隋朝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祁连山海拔近四千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域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燕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麴文泰及西域二十七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曾经两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越南，招抚流求。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四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比肩秦皇、汉武的“大业”，炀帝始终在不停奔走，但这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王朝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王城遗址

高句丽墓壁画《狩猎图》

东征高丽——隋王朝开始步入险境。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谅率三十万大军反击了高丽与靺鞨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二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为什么要打高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实际上是打辽东，当时“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因为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与边疆的巩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大业七年，为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当时的强盛，平高丽将会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炀帝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他们不擅长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但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两千七百人！

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几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来，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很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几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刻下令从高丽撤军。

杨玄感是杨素之子，他叛乱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没有死的话，我也会把他灭掉。因此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心里自然就觉得很害怕，担心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十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打断了。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表明隋朝的统治阶层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一方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就动摇了隋朝的统治基础，使之后的农民战争获得了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大业十年（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三年的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征高丽前后动用一百三十万军队，除了军队以外，还要征发大量民工为战争服务。拿造船来说，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南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天天造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了差不多一半。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走投无路的百姓高唱《无向辽东浪死歌》：“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呐喊。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

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世族也加入其中。

国破身亡——隋炀帝身后事。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

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隋炀帝墓实在是寒酸，墓葬通长24.48米，东西连耳室宽8.22米，残高2.76米，是典型的唐朝墓地风格。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隋炀帝被杀后，部下一哄而散，连一口棺材都没有。史书记载，隋炀帝死后是萧皇后为他料理后事，“萧后令宫人撤床箦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棱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

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卿卿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们提到他时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地贬低。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隋炀帝的统治是一种急政，而不是单纯的暴政，事实上，他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推行得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经过了几百年的割据战争之后，广大百姓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隋炀帝墓志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大业，这个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第十四个年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来源：卜宪群等《中国通史》

抹黑还是客观:隋炀帝历史形象的再思考

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形象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了负面评价，确立了其暴君的历史形象。直到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异议，认为炀帝功大于过，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便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万先生的看法为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支持者渐多。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承认炀帝有一定的历史功绩，而他的负面历史形象，是贞观君臣有意抹黑的结果，目的是为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加以镜鉴（参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抹黑论”的学者与持“暴君论”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隋书》。贞观君臣有意抹黑，为何还能从中抉出炀帝的历史功绩呢？显然以史臣删削史料未净是解释不通的。笔者对此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隋书》中炀帝的形象

《隋书》是在贞观三年（629年）由魏徵受诏总加撰定的，主要参与者有孔颖达、许敬宗，而徵“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时称良史”。对大多数史实的记述是真实的，评论是中肯的，在对炀帝问题的处理上尤为如此。炀帝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事件，而《隋书》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并未言过其实地渲染，更没有抹黑。如在炀帝夺宗问题上，《隋书·炀帝纪》正文部分略而不提，在文末议论中说道：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可以看出，史臣在述及炀帝善于矫饰觊觎帝位，阴谋夺宗这一基本史实时，用词平实准确，并没有针对炀帝个人的品德，做超越事实的鞭笞。

在奢靡问题上，主要是指炀帝盛治宫室和巡游。这两方面，《炀帝纪》文末评论说：“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而“史臣曰”中则更直接指出，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读之似乎有些渲染意味，但若翻检同书《食货志》和《大业杂记》，就会发现史臣所论都是有据可依的，炀帝建东都，“曾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其中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西苑更甚，“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翦彩为芰荷……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构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若炀帝出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眊者，皆责焉”，过度的捕杀几乎使这类鸟兽绝迹。从这些情况来看，史臣说炀帝“思逞无厌之欲”是不为过的。

在拒谏问题上，炀帝就曾对近臣虞世南说过：“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于是，高熲因谏奢靡被杀，苏威因谏捕盗被除名。而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恶化，炀帝也愈来愈厌烦谏者。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见中原已乱，便听从宇文述的建议准备到江都避难，原藩邸属吏赵才，以百姓疲惫、府库空竭、盗贼蜂起为由，建议还驾长安，结果触怒炀帝被下狱。建节尉任宗亦谏不应赴江都，被杖杀于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被先解其颐，然后斩首。正因为有此一系列的事件，所以《炀帝纪》才说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这是十分客观的。

在黩武问题上，主要是北巡和东征。三次北巡突厥，旨在扬威，以第一次为最盛。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开凿太行山，以通驰道，直达并州。然后，帅“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深入突厥之境，启民可汗亲为除草，还率部开御道，直抵突厥牙帐。八月，炀帝幸启民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着实让炀帝赚足了威风，直到九月才返回了东都。三次东征高丽，旨在耀武。大业八年首征高丽时，扫地为兵，征得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兵具器杖皆令精新，馈运者倍之，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创近古出师之盛，但却事与愿违，惨败而归，继而二征、三征，皆空劳国力无功而返，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浪潮，成了隋亡的导火线。《炀帝纪》称此为：“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也”。应该说，这一评述也没有言过其实之处。

《隋书》在构建起炀帝负面形象的同时，对炀帝的个人能力和善政也不乏肯定之语。炀帝少时，美姿仪，“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令其数次领兵，频有大功。开皇八年（588年），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次年，陈平，执陈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等斩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连魏徵也承认，炀帝“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不但有武功，炀帝也颇好学，尤善属文，《隋书·文学传》中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正因为炀帝能文好学，所以颇重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本来高祖杨坚，“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情况，“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使文化一度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其时炀帝还广招儒士，授予官职，大业元年（605年）正月下诏，“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七月再次重申，“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礼部侍郎许善心，便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此后又多次下诏，征召儒士为官，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被世人称为“二刘”的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焯“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当时，名儒学士不远千里而至拜访的，不可胜数，但二人在高祖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炀帝即位，授“二刘”为太学博士，讲授经学，二人“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对后世也影响很大，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尚书和毛诗部分就是师法二刘而来的。由此可见，《隋书》对炀帝的文学修养，以及大兴学校发展文化，重视人才的善政，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来看，《隋书》对炀帝的评论是客观的，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味。如果想抹黑炀帝，则贞观史臣尽可以大肆渲染炀帝弑父的恶行，相反史臣对此事还做了相当的回护，至少在《隋书》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的正面描写。至于让后世史家感到抹黑炀帝的，主要是《炀帝纪·史臣曰》的后半部分，说炀帝“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雠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读之确有些渲染夸张之处，但细思之，这是由贞观史臣的史识造成的，在“家天下”时代，君主只要灭祀、亡国，就必然要受到猛烈的批判，更何况隋朝还是在不当亡的情况下亡了，如果把这说成是史臣对炀帝的故意抹黑，实际是用现代史家的史识来苛求古人。

无抹黑之必要

《隋书》没有刻意抹黑炀帝的形象，并且也没有抹黑的必要。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贞观史臣没必要通过刻意抹黑炀帝形象，来树立唐政权的合法性。此点孟彦弘先生已有说明：“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参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所刊访谈“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其次，抹黑炀帝不符合贞观君臣的整体利益。从李世民方面来讲，自北周开始，李家与杨家就是亲戚关系，李渊是炀帝的表兄弟，李世民是炀帝的表侄。太原起兵本就是以匡复隋室为名，其后入长安，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建唐后，又视江都之变中宇文化及、裴虔通为叛逆，将其子孙全部流放。那么如果在修史中一味抹黑炀帝，就等于说从太原起兵到流放叛逆子孙的这一系列举动的政治立场错了，因此只能客观评价，而不能刻意抹黑。从臣下的角度来讲，许多贞观名臣都是由隋入唐的，他们大多做过隋官，有的还很受炀帝赏识，例如《隋书》主要修撰者孔颖达，“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另一主撰许敬宗，幼善属文，大业中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敬宗流转投于李密”。这样如果他们刻意抹黑炀帝，一来，他们受炀帝赏识的经历就不好对人解释了。二来，也会显得他们“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李世民就曾和魏徵论及“群盗”蜂起，炀帝滥杀无辜之事，李世民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所以刻意抹黑炀帝，对他们自身也是不利的。

最后，抹黑炀帝也起不到镜鉴的作用。修《隋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当朝统治者提供镜鉴。秉笔直书，才能让君主更好地扬善避恶。如果抹黑歪曲，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经验教训。《隋书》纪、传部分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次年，魏徵在上疏中提到：“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显见，这是魏徵在修撰《隋书》时得到的经验，可简单地概括为“纵欲亡国，节欲兴国”，这一经验是基于史实得到的，是很准确的。因此才成了太宗执政的一条指导思想，不数年终有贞观之治。总之，我以为《隋书》中对炀帝形象的描述基本是客观的，没有刻意地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