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讳是宗教迷信吗？谶讳盛行于哪个时期？

梁茶

以神秘的语言注释和预言历史的发展，纯属唯心主义的范畴，它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前兆，研究历史不能不了解谶纬。

两汉时代，谶纬神学取得官学地位，阿谀者以此谋食；当政者赖此粉饰太平；别有用心者籍此造谣生事；欲成大事者用此争取民众……在玄而又玄，博杂繁琐的谶纬体系内，不同的人可以找到不同的答案。

了解谶纬，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的某些波动。

“谶讳”是一种神学迷信，盛行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做为汉代的一种官方学说，是当时封建皇权下，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和物。“谶纬”魏晋时期渐趋衰落，但并没有消失，改头换面，或明或暗，或大或小地延续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历史不时造成某些影响，甚至做为封建的残渣余孽，在现代生活中也不时有所表现，尤其做为封建迷信的一部分，存在于某些人的思想意识中。

谶，又称“符命”，或“符谶”，最早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诡为隐语”，预言吉凶的宗教预言。商代的甲骨文中有类似记载，常以预言做为行事的先兆。秦始皇时出现的“亡秦者，胡也”，陈胜、吴广起义得鱼腹中书“大楚兴、陈胜王”，等，都是一种谶。这类预言往往有图有文，所以又叫图谶。“纬”，相对“经”而言，是巫师或方士用图谶的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引申、解释和比附。比如《易经》有《易齡、《礼经》有《礼经绎》，《诗经》有《诗经讳》、《书经》有《尚书讳》，《春秋经》有《春秋纬》，《孝经》有《孝经纬》，等等。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讲纬的人便假托天意言灾异祯祥，使儒学神学化。因为纬书中也有一些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纬混为一谈，通称谶纬。这类书也通称为“图书”，或“图谶”。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往往作一些特殊的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虎符》），或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这些荒唐的谶纬迷信、都是某些人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编造出来的。

孔子本来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纬书中却被说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通天教主，《孝经钩命诀》还将孔子描绘成海口、牛唇、骈齿、舌理七重、虎掌、龟脊的奇异相貌。当然，除宗教迷信外，谶纬也包括了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以及对世界的某些臆测。

汉代盛行经学，之所以走向谶纬化即神学化，其根本目的在于稳定汉家王朝的封建统治。为了篡夺汉家天下，王莽也同样利用谶纬，寻找编造根据，做为其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这是西汉晚期以来社会、政治思想的反映。当时，由董仲舒集大成的儒家今文经学，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封建神学，成为谶纬神学的理论先导。

谶纬的盛行是在西汉后期。汉成帝时，方士甘忠可伪造了《大官历》、《包元太平经》，说是上帝派赤精子下凡传给他的。他预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汉哀帝继位后，便改换年号，以符合谶纬“更受命”之意。王莽、刘秀，一个篡汉，一个复汉室，都利用谶纬，以证明自己是承受天命的。谶讳在东汉时达到极盛。建武中元元年，刘秀以皇帝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神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如对谶纬稍有异议，便被定上“非圣无法”的罪名。从此，谶伟在儒家经学中取得了“内学”的显要地位，“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

汉章帝建初四年，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总结会，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进一步把谶纬与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谶纬在意识形态上居于统治地位。东汉末年，谶纬逐渐衰微。

纬书所收录的神话，大半都带有极原始的性质。在这些神话中说到一些太古神人的出身，都不是父母结合而生，相貌也人兽兼有。其中把原始的神话当作公式，也套在孔子和刘邦的身上。炜书中说孔子是他母亲与黑帝梦交而生，刘邦是赤龙感女媪而生，从而显出他们与凡人不同的神圣性。其目的主要是要从侧面捧孔子，以捧儒家学说，以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代统治者。这样，儒家哲学越发神圣崇高了。

谶纬的出现，在主观上，是西汉末年商人地主中的贵族，企图把所有的神话与传说，都贯穿在儒家经典中，使儒家学说，由圣经变成天书，使孔子由圣人变成神人。在客观上，也有汉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各种族间文流交化之因素。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了一层神学的云雾。

正当谶纬迷信泛滥的时候，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桓谭曾在农民起义军的更始政权中担任过太中大夫，表明了他对王莽统治的不满和对农民的同情。其主要著作是《新论》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并非“仁义正道，”应该而且必须拋弃。他指出，谶纬预言虽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时候，但完全不足凭信。他说，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王莽的失败，是由于“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从这种观点出发，桓谭反对一切的灾异迷信。认为灾异的变化是自然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他批判当时的儒家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蹲，对谶纬表示轻蔑。刘秀非常恼火，说桓谭“非圣无法”，要杀他的头。结果桓谭被贬官。

桓谭还反对方术士所宣扬的通过服“不死之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他认为人生老病死有规律，长生不老是根本不可能的。

桓谭针对神仙思想精神形体相脱离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精神是依赖于形体的，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用蜡烛和烛火的关系来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

桓谭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王充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写作成的《论衡》，是反对谶纬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学的不朽作品。

王充为了揭穿贵族地主们有关贫贱富贵，命里注定的伪善说教，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都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人的自然属性与万物并无区别，“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指出，一个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贵贫贱没有必然联系，“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富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说明不能用权势的大小或地位的髙低作为德才优劣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划分好人坏人的标准。王充还对东汉王朝政治黑暗、吏治败坏的情况作了深刻揭露。他描绘当时的官僚“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已，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贿，临民则釆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

在《论衡》中，王充还批判了天有意志的谬论。他指出，天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天没有喜怒哀乐，不能干涉人的活动。他对谶纬迷信进行了特别尖锐的批判，凡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说法，他都一一进行辨析，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他深刻指出，农民所以造反，是因为“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跟灾异、迷信完全没有关系。

王充否定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思想，认为人的精神从属于形体，人死了血脉枯竭，形体腐朽成灰土，精神也就消灭，不能变鬼害人。他说，鬼神观念的产生，“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这种观点的可贵在于从根本上说明谶纬之不可信。

王充还批判了圣人神而先知的谬论。他指出，圣人并“无远视洞听之聪明”，也“没有先知之见。”正确的判断和预见，是依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通过现象去探求本质而得到的，是通过“推原事类”的思维方法得到的，决不是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他承认圣人学识渊博，有其聪明独到之处，但圣人的知识也是从多见多闻得来的，否定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总之，无论桓谭还是王充，面对谶纬神学甚嚣尘上，敢于挺身而出，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揭露和批判，荡涤污浊，独树一帜，实属可贵。，他们在形神论上的唯物主义观点，给当时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以很大的打击，为南朝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之先驱。在他们的批判下，加之东汉末年封建割据的形成，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互相倾乳十分剧烈，许多世家豪族公开鄙弃虚伪的名教，行为贪婪、荒淫、放荡，使儒家思想遭到很大冲击与破坏，谶纬之学很快就衰落了，魏晋玄学应运而生。

虽然谶纬做为一种学说，已失去往日的荣耀，但做为宗教迷信的一部分，却一直存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统治者利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君权神授；野心家用它来证明自己合于天命；同样，农民起义也利用它来号召群众，制造声势。唐代有“十八子坐天下”的谶语，元末红巾军起义则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预言。甚至现代，封建迷信还有所抬头，占卜扶乩，拜神求签，还有人津津乐道于《推背图》、《麻衣神相》等。究其实质，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体系的斗争，也是人定胜天和命运天定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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